帝王御臣之術與對代企業(yè)管理的啟示

            很多事情在道理是彼此相通的，那些我們被誤認為是糟粕的東西，其實里邊有很多值得借鑒甚至可以稱為精華的東西。比如君王的御臣之術。能做到極致的應該是乾隆皇帝了，不管是大貪官和珅還是清廉的劉墉和紀曉嵐，都可以一面彼此爭斗制衡，消耗內力，一面對作為帝王的他忠誠至極。

  
         其實這種御臣之術也是一種謀略。一個官職的任免，頭上戴什么樣的帽子，身上穿什么花色的衣服，衣服上配以什么樣的服飾，站在哪個位置，都可以成為表彰下屬臣子，讓臣子盡職盡責的一種方法；皇帝給臣子一封信，給臣子或者其家屬什么樣的封號，與皇帝同餐共飲，賞賜黃馬褂，讓他跟自己一起“出差”等等，都可以讓其感覺殊榮備至，對祖先是一種告慰，對子孫是一種榮耀。

    
         再看鼓舞士氣方面。越王勾踐以銅鑄造為國捐軀的將士的頭顱，并以此來激發(fā)將士們?yōu)楸Ｐl(wèi)國家而作戰(zhàn)的士氣。曹操著名的“挾天子以令不臣”也讓其成就了一生的偉業(yè)，歷來興兵造反的起義軍，都要先發(fā)布“討賊檄文”，然后再擁兵發(fā)動進攻，此可謂御兵之術。

    
        此外，軍隊的錦旗、軍銜、軍功章以及各種形式的表彰大會也可以為企業(yè)管理提供借鑒。

    
        假如一家大企業(yè)也可以為創(chuàng)業(yè)者與有特殊貢獻的職業(yè)經理人提供包括錦旗、軍銜、軍功章、銅鑄雕像形式在內的嘉獎，定可取得理想的激勵與傳播效果。

    
        假如我們把軍隊和國家的治理之謀略引進，并為企業(yè)所用，則何愁企業(yè)不能達到以弱勝強的效果？

    
        天下歷來有兩者不可欺，一為王道，一為民意。

    
        王者的核心在于知人善任，用對了，則會得其忠；用錯了，則會得其義。

  
        伍子婿在將王位選擇給夫差的時候，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夫差提到“恩德加于百姓，道義之于諸侯”。夫差在治國方面有其獨到之處，至少在當時鮮有其他的人能夠匹敵的，但之所以兵敗垂成，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沒有及時將勾踐及其一干臣子殺掉，以至于養(yǎng)虎成患。

    
       當今的人才流動比春秋戰(zhàn)國期間百姓遷移要容易得多，而企業(yè)之間的競爭數十倍甚至百倍于諸侯爭霸，實力間的懸殊也比不上諸侯。

    
       做企業(yè)不像治國，企業(yè)家不是帝王，員工也不會有那種根深蒂固的忠義，因而做企業(yè)比治國困難得多。

    
       但假如把百姓比做企業(yè)內部的員工，把諸侯比做外部的市場、傳媒甚至是競爭對手，則在許多方面都是可以相通的。

    
       在吳越戰(zhàn)爭期間，文種力主不要掀起戰(zhàn)爭，以和平為目的，最終被伍子婿和夫差利用，為吳軍打造水師贏得了時間，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以大將軍石買和靈姑浮為首的武將希望能夠趁吳軍水師未打造成功的時候，向其主動進攻；而范蠡曾經向勾踐進言《審戰(zhàn)之策》，羅列了戰(zhàn)爭所必須考慮的各方面因素，他的意思是讓勾踐想明白了再去決策。

       自古武將傾向于戰(zhàn)爭，文官傾向于和平。大約每個大臣都會從自己的角度考慮問題，并能夠提出諸多的原因支持自己的觀點，帝王則要從這諸多因素中做出自己的決策，并為自己的決策負責。

    
       而為人臣子，不管帝王是否接受了自己的建議，都要跟帝王共同承擔由此而導致的結果，帝王做出正確的決策并承擔由于決策失誤而導致的責任，這固然是不易的；但大臣能夠承擔并非由自己的決策而導致的結果，更為不易。

    
       古代給大臣施加忠義的標準，“一仆事二主”就是不忠；變節(jié)投降便是不義。這就是帝王希望有忠義之士站在自己身邊，這行動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聲援了。

    
       自古評判將軍優(yōu)劣的標準大體是能否攻城略地，可以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成為；而評判謀士優(yōu)劣的標準則是能否樹立良好的形象，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或者是把讓自己影響到競爭對手。

    
       在當代，銷售就可以成就將軍，策劃則相當于謀士與幕僚。

  
       在商品時代的企業(yè)競爭之中，其實一種業(yè)務（產品與服務）就可以稱作是一個王國，各地的分銷渠道就相當于地方諸侯或者封疆大吏，在各地以主題活動的方式來推廣之。由于各地的實際情況不同，基礎亦不同，因此，也難以要求統(tǒng)一。產品的研制方與負責人就相當于王，需要先尋找各地的合作伙伴，播下希望的種子，為其提供養(yǎng)料生根發(fā)芽，成長壯大。